第197集：十国间人口流动与户籍冲突[1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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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十国时期人口流动与户籍政策冲突研究：基于政权博弈与社会变迁的视角

    nbsp一、分裂格局下的人口流动：十国时期的社会图景

    nbsp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，至979年北宋灭北汉，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。在这七十余年间，中原地区五代更迭频仍，战乱不休，而南方先后出现吴、南唐、吴越、闽、楚、南汉、南平、前蜀、后蜀九个政权，加上北方的北汉，史称34;十国34;。这种政权并立的格局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浪潮，其复杂性与深刻性远超汉唐。

    nbsp（一）人口流动的动因与流向

    nbsp十国时期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多维度驱动特征。军事冲突是最直接的动因，后梁与河东李克用集团的持续战争，使中原百姓34;骨肉流离，田园荒弃34;（《旧五代史·食货志》），仅后梁开平二年（908年）至乾化三年（913年），魏博、镇州等地就有34;十余万户34;南逃至江淮（《资治通鉴·后梁纪三》）。后唐灭后梁时，洛阳周边34;士民窜避，荆棘满城34;（《新五代史·唐本纪》），大量人口涌入相对安定的南方政权。

    nbsp经济差异构成深层驱动力。吴越34;修水利，筑海塘，境内无饥馑34;（《吴越备史》），南唐34;比年丰稔，兵食有余34;（《钓矶立谈》），而中原地区34;连岁旱蝗，菽粟腾贵，人多流散34;（《旧五代史·晋书》）。这种经济差距促使北方人口向南方进行结构性迁移，据学者估算，五代时期北方人口南迁规模约占总人口的15%20%，其中十国政权吸纳了主要移民群体。

    nbsp政治庇护需求亦不可忽视。各政权为增强实力，普遍采取招徕人口的政策，南唐烈祖李昪34;宽仁为政，招徕流散，赐复三年34;（《江南野史》），吴越钱镠34;下令军中，所至不得掳掠，故士民多来归附34;（《十国春秋·吴越世家》）。这种政策吸引了大量逃避赋役或政治迫害的人口，形成34;四方之士多往依之34;的局面（《新五代史·南唐世家》）。

    nbsp从流动方向看，呈现出三大主线：一是自中原向江淮、江南流动，这是最主要的流向，后梁、后晋时期的移民多涌入吴及南唐；二是自荆襄向巴蜀流动，前蜀、后蜀据有天府之国，成为荆南、湖南流民的避难所；三是自闽、粤向岭南沿海流动，南汉政权通过控制港口贸易吸引海外流民与本土越族融合。这种流动格局重塑了中国南方的人口分布，为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。

    nbsp（二）流动人口的构成与特征

    nbsp十国时期的流动人口呈现出复杂的社会分层。上层士大夫群体构成流动的精英层，后唐灭亡时，34;衣冠之士多避乱江南34;（《南唐书·烈祖本纪》），韩熙载、潘佑等北方士人南渡成为南唐重臣。中层包括手工业者与商人，吴越杭州、南唐金陵聚集了大量北方工匠，《吴越备史》记载钱镠34;招纳贤士，又得越中工匠，乃大治宫室34;。底层则是大量农民与流民，他们构成流动人口的主体，如后晋天福年间，34;河朔流民多寓江淮间34;（《资治通鉴·后晋纪二》），成为南方政权的劳动力储备。

    nbsp流动方式上分为自发性流动与强制性迁移。自发性流动多因经济或政治因素驱动，如闽国后期34;政荒民散34;，百姓34;多亡入南唐34;（《十国春秋·闽世家》）。强制性迁移则由政权主导，后梁朱温曾34;徙魏博军士家属数万户于洛34;（《旧五代史·梁太祖纪》），南唐灭闽后34;徙其宗室及士民于金陵34;（《资治通鉴·后周纪二》）。这种强制性迁移往往引发社会动荡，如后蜀孟知祥徙梓州民入成都，导致34;百姓怨嗟34;（《蜀祷杌》）。

    nbsp流动人口的身份具有双重模糊性。一方面，他们脱离原户籍所在地，成为34;浮客34;或34;逃户34;，失去原政权的法律保护；另一方面，在流入地往往难以获得正式户籍，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记载南唐34;括逃户，虽曾占田，多是浮寄，无有契券34;。这种身份模糊性成为引发户籍冲突的根源，也为政权间的利益博弈埋下隐患。

    nbsp二、政出多门：十国户籍政策的差异化建构

    nbsp十国政权基于地缘政治与资源禀赋的差异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户籍管理制度，这些制度既继承了唐代户籍体系的遗绪，又因分裂格局而呈现出显着的本土化特征。户籍政策不仅是人口管理的工具，更成为政权博弈的重要手段，其差异化建构深刻影响了人口流动的方向与规模。

    nbsp（一）中原政权的户籍政策延续与变异

    nbsp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五代政权虽更迭频繁，但在户籍管理上具有较强的延续性，基本继承了唐代的34;计口授田34;与34;租庸调制34;框架，但因战乱频繁而出现显着变异。后梁开平元年（907年），朱温34;定诸道户籍，命州县括逃户34;（《旧五代史·梁太祖纪》），试图恢复唐代的乡里制度，但实际效果有限，34;时方镇各自为政，朝廷命令多不行于境内34;（《资治通鉴·后梁纪一》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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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后唐庄宗时期曾推行严格的户籍核查制度，长兴二年（931年）下诏：34;委所在长吏，严切招携，各令复业，不得辄有差科，候及三年，然后依例差遣34;（《旧五代史·明宗纪》）。这种政策旨在吸引流民归业，但因军镇割据，34;诸州括得逃户，多是军镇奏留，致有劳逸不均34;（《五代会要·逃户》）。后晋石敬瑭为获取契丹支持，减轻赋税以收民心，天福三年（938年）34;诏天下除二税外，不得妄有科配，逃户复业者，三年免徭役34;（《旧五代史·晋书》），但此举导致户籍管理松弛，34;编户之民，流离者半34;（《旧五代史·食货志》）。

    nbsp五代户籍政策的核心矛盾在于中央集权的衰落与地方割据的强化。后周世宗柴荣试图扭转这一局面，显德二年（955年）34;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，下诸州检定民租，又诏诸州并县，户少者合并，废天下寺院三千三百三十六所34;（《旧五代史·周世宗纪》）。这种大规模的户籍与行政区划整顿，虽增强了中央对人口的控制，但随着世宗病逝，政策未能持续，中原户籍制度始终处于34;名存实亡34;的状态（《廿二史札记·五代户口》）。

    nbsp（二）南方政权的户籍创新与地域特色

    nbsp南方十国政权因相对安定的环境，得以在户籍管理上进行本土化创新，形成了与中原不同的制度体系。南唐作为南方最强大的政权，其户籍政策最具代表性。烈祖李昪时期34;定民籍，分土、客，土户占田，客户附籍34;（《江南野史》），将人口分为土户（土着）与客户（外来移民），客户需在居住满三年后才能获得正式户籍，这种分类管理既适应了大量北方移民的现实，又保证了政权的赋役来源。

    nbsp吴越国的户籍管理则体现了鲜明的商业特色。钱镠政权为发展海外贸易，在杭州、明州设立34;客省34;，专门管理外籍商人和流动人口，34;番商、逃户入籍者，许以货产抵税34;（《吴越备史》）。这种政策吸引了大量阿拉伯、波斯商人定居，形成34;胡商云集34;的盛况，同时对本土逃户采取34;以工代赋34;的方式，令其参与海塘工程以抵徭役，既解决了户籍问题，又促进了经济发展。

    nbsp前蜀、后蜀的户籍政策则凸显了巴蜀地区的封闭性特征。王建入蜀后34;招辑离散，置义仓，定户籍，凡三十年，蜀人富实34;（《蜀祷杌》），但为防止人口外流，规定34;凡出蜀境者，需持官府路引，违者以逃户论34;（《十国春秋·前蜀世家》）。这种封闭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保障了蜀地的人口稳定，但也导致后期34;民多逋逃，户口减耗34;（《宋史·后蜀世家》）。

    nbsp南汉政权的户籍管理则具有明显的民族融合特征。刘?据有岭南，境内百越族群众多，因此实行34;华夷分籍34;制度，34;汉户输赋役，俚户输土贡34;（《南汉书·食货志》），这种政策既尊重了少数民族的传统，又保证了政权的财政收入，但也造成了户籍体系的二元割裂，为后世埋下民族矛盾隐患。

    nbsp（三）户籍政策的核心差异与博弈逻辑

    nbsp十国户籍政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：一是户籍登记的标准，中原政权延续唐代34;计丁授田34;，以丁口为核心；南方政权则多以34;田产34;为登记依据，如南唐34;以田定籍，田多者为上户34;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。二是对流民的态度，中原政权多采取强制归业政策，而南方政权则以招徕为主，如吴越34;流民复业者，赐田五亩，免租三年34;（《吴越备史》）。三是赋税征收的方式，中原仍行34;两税法34;，而南方多实行34;以户等定税34;，如闽国34;户分五等，上等输钱，下等输谷34;（《十国春秋·闽世家》）。

    nbsp这些差异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博弈逻辑。对人口的控制直接关系到政权的赋税与兵源，因此各政权都试图通过户籍政策增强实力。南唐通过34;土、客分籍34;既吸纳了北方人才，又防止了本土人口流失；吴越通过商业户籍政策积累财富；而中原政权则因战乱频繁，始终处于34;争民34;与34;失民34;的恶性循环中。这种户籍政策的博弈，本质上是分裂时期各政权对有限资源的争夺，也成为人口流动与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因。

    nbsp三、赋役纠葛：人口逃亡引发的跨政权经济冲突

    nbsp十国时期频繁的人口流动，使原本基于户籍的赋役征收体系受到严重冲击，人口逃亡引发的赋税纠纷成为政权间经济冲突的主要形式。这种纠纷不仅涉及具体的财政利益，更牵动着政权的统治根基，形成了复杂的跨政权经济博弈格局。

    nbsp（一）逃户赋税的追缴与转嫁

    nbsp人口逃亡导致原户籍所在地的赋役流失，因此各政权普遍采取追缴逃户赋税的政策，由此引发了大量跨政权经济纠纷。后梁时期，魏博镇百姓逃亡至吴地，后梁政府34;遣使至吴，请追逃户赋34;（《旧五代史·梁太祖纪》），吴政权以34;逃户已入吾籍，当为吾民34;为由拒绝，双方为此爆发边境冲突。这种情况在十国时期极为普遍，《五代会要·逃户》记载：34;诸州逃户，其赋税并仰邻保代纳，或流亡他境，则移文追征34;，这种34;邻保代纳34;与34;移文追征34;的政策，将赋税负担转嫁到未逃亡者或流入地政权身上，加剧了社会矛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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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南唐与吴越的赋税纠纷尤为典型。昇元年间（937943年），南唐境内34;逃户多入吴越，唐主遣使请吴越归之，吴越王不许，曰：39;难民来归，吾不忍驱之39;34;（《资治通鉴·后晋纪三》）。南唐遂采取经济制裁措施，禁止与吴越通商，导致34;两国贸易断绝，物价腾贵34;（《江南野史》）。最终双方达成妥协：吴越允许南唐遣使至境内核查逃户，对愿归者给以路费，不愿归者则由吴越代纳部分赋税。这种妥协反映了政权间在人口与赋税问题上的相互制衡。

    nbsp后蜀与南平的赋税纠纷则体现了特殊的地缘关系。后蜀据有巴蜀，而南平（荆南）控扼长江中游，后蜀逃户多经南下，后蜀政府34;移文南平，令捕逃户，南平王高从诲曰：39;蜀地狭民贫，逃户皆吾之客户也，安可归之39;34;（《十国春秋·南平世家》）。后蜀遂在边境设卡，对经南下的逃户征收34;过境税34;，南平则针锋相对，对入蜀货物加倍征税，这种赋税战持续多年，直至北宋统一才告终结。

    nbsp（二）赋役不均引发的社会动荡

    nbsp逃户赋税的转嫁造成了严重的赋役不均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。在中原地区，34;逃户之赋，令邻保代纳，使富者益富，贫者益贫34;（《旧五代史·食货志》），后晋天福年间，魏州百姓因34;代纳逃户赋34;而34;相聚为盗，州郡不能制34;（《资治通鉴·后晋纪二》）。在南方政权，虽然对逃户政策较为宽松，但外来移民与土着居民的赋役差异也引发矛盾，南唐昇元三年（939年），34;土户诉客户赋轻，唐主命重定税法，土、客户俱以田多少为差34;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，这种调整虽缓解了矛盾，但也暴露了户籍制度的内在缺陷。

    nbsp更严重的是，赋役纠纷导致了跨政权的武装冲突。后周显德二年（955年），后周世宗以34;南唐招纳逋逃，苛敛商民34;为由，发动对南唐的战争，其《讨淮南诏》明确指出：34;蠢尔淮甸，敢拒大邦，逃户未归，边民有怨34;（《旧五代史·周世宗纪》）。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，表面上是统一战争，实则包含着对逃户与赋税控制权的争夺，最终南唐34;割淮南十四州，岁输贡物三十万34;（《新五代史·南唐世家》），其中就包括对逃户赋税问题的妥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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