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7集：十国间人口流动与户籍冲突[2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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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br/>    nbsp（三）赋税博弈中的制度调适

    nbsp面对频繁的赋税纠纷，十国政权也尝试进行制度调适，形成了一些区域性的解决方案。南唐与吴越在长期博弈后，于保大年间（943957年）达成34;逃户协定34;，规定：34;凡越境逃户，居满三年者，听留入籍，原属政权不得追征；未满三年者，愿归者听，不愿归者由流入地代纳一半赋税34;（《江南野史》）。这种按居住时间划分责任的方式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矛盾。

    nbsp闽国与南汉则采取了34;赋税分成34;的方式处理逃户问题。闽国后期，大量百姓逃亡南汉，双方约定：34;逃户在汉地耕种者，所纳赋税，闽得三成，汉得七成34;（《十国春秋·闽世家》）。这种利益分成模式，虽未解决根本问题，但为跨政权赋税管理提供了一种新思路。

    nbsp后蜀的34;逃户复业34;政策则具有一定的创新性。广政年间（938965年），后蜀下诏：34;凡逃户归业者，不仅免其旧欠赋税，还给予每亩二斗的种粮补助34;（《蜀祷杌》）。这种积极的招抚政策，使后蜀在五代后期出现了34;田野垦辟，户口增息34;的局面（《宋史·后蜀世家》），为解决逃户赋税问题提供了成功案例。

    nbsp这些制度调适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逃亡与赋税纠纷，但反映了十国政权在分裂格局下对现实问题的回应，也为宋代户籍制度的整合提供了历史经验。

    nbsp四、身份迷局：跨政权户籍身份的权益认定冲突

    nbsp在人口频繁流动的背景下，跨政权的户籍身份认定成为十国时期又一突出矛盾。不同政权对流动人口身份的不同界定，以及由此产生的权益差异，引发了大量法律纠纷与社会矛盾，这些冲突不仅涉及个人权益，更关乎政权的合法性与统治基础。

    nbsp（一）户籍身份的法律认定困境

    nbsp十国时期，流动人口往往面临34;双重户籍34;或34;无户籍34;的法律困境。一方面，原户籍所在地政权不愿放弃对人口的控制，如后梁规定34;逃户虽居他境，户籍不得除削34;（《五代会要·逃户》）；另一方面，流入地政权为增加赋役来源，又积极招纳流民入籍，如南唐34;凡流民至，给田耕种，三年附籍34;（《江南野史》）。这种矛盾导致大量人口同时拥有两个政权的户籍，或处于34;两不管34;的无籍状态。

    nbsp后唐与吴的户籍身份纠纷颇具代表性。后唐天成二年（927年），吴政权境内有34;后唐逃户万余家34;，后唐政府要求吴34;遣返逃户，恢复其唐籍34;，吴主杨溥回应：34;彼自厌苛政，来归乐土，若强遣之，是驱民入水火也34;（《资治通鉴·后唐纪二》）。双方为此展开外交争论，最终不了了之，这些逃户实际上处于34;唐籍未除，吴籍未入34;的尴尬境地，其法律身份长期无法确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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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更复杂的情况出现在政权更迭时期。后蜀灭亡后，部分蜀地百姓逃亡至荆南，北宋建立后，要求荆南34;括蜀逃户，归籍于宋34;，荆南则以34;逃户已入吾籍，当为吾民34;为由拒绝（《宋史·荆南世家》）。这种政权交替引发的户籍继承问题，使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定更加复杂，往往需要新政权通过专门的34;括户34;行动来重新确定户籍归属。

    nbsp（二）权益差异引发的社会冲突

    nbsp户籍身份的不同界定直接导致了权益的巨大差异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冲突。在土地权益方面，南唐规定34;土户可占永业田，客户仅能占口分田34;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，口分田在死后需归还政府，这种差异使大量客户34;虽有田耕，而无恒产34;（《江南野史》），引发了土、客户之间的矛盾。

    nbsp在赋役负担方面，闽国的34;五等户34;制度规定34;上等户输钱，下等户输谷34;，但外来客户多被定为下等户，34;输谷之重，倍于土户34;（《十国春秋·闽世家》），导致客户34;不堪重负，多逃入山泽为盗34;。南汉的34;华夷分籍34;则使少数民族34;虽有田宅，不得与汉户同役34;（《南汉书·食货志》），这种制度性歧视引发了多次少数民族起义。

    nbsp最严重的权益冲突发生在科举领域。南唐规定34;凡入籍满十年者，方可应举34;，但北方移民多为客户，入籍时间短，因此34;多冒土户之名以应举34;（《南唐书·选举志》），引发了土户与客户的激烈冲突。后蜀则规定34;非蜀籍者，不得为京官34;（《蜀祷杌》），这种地域歧视政策导致大量外来士人34;虽有才华，不得进用34;，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。

    nbsp（三）身份认同的重构与调适

    nbsp面对户籍身份引发的权益冲突，十国政权与社会群体都在进行适应性调整，推动了身份认同的重构。政权层面，南唐在保大年间（943957年）进行了户籍改革，34;罢土、客户之分，统一以田产定户等34;（《江南野史》），这种改革虽不彻底，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身份差异带来的矛盾。吴越则采取34;以资入籍34;的政策，34;凡纳钱三十万者，许附吴越籍34;（《吴越备史》），这种商业化的户籍准入制度，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一条获得正式身份的途径。

    nbsp社会群体层面，流动人口通过各种方式重构身份认同。北方移民在南唐形成了34;新江南人34;群体，他们既保留北方文化习俗，又接受南方生活方式，《钓矶立谈》记载：34;北人南渡者，多以文雅自处，渐与吴俗合34;。在闽国，外来客户与土着居民通过联姻形成34;混合户34;，这种血缘融合逐渐淡化了户籍身份的差异。在南汉，汉人与百越族群通过共同的商业活动形成34;市籍34;群体，这种新的身份认同超越了传统的户籍分类。

    nbsp最具创新性的是南平政权的34;浮客制34;。南平地狭民贫，大量流动人口难以纳入传统户籍体系，因此设立34;浮客簿34;，专门登记流动人口，34;凡浮客，可佃种官田，输租三分之一，免徭役34;（《十国春秋·南平世家》）。这种灵活的户籍管理方式，既承认了流动人口的特殊身份，又为政权提供了稳定的税赋来源，是十国时期应对户籍身份冲突的重要制度创新。

    nbsp五、地缘张力：户籍冲突对十国政权关系的影响

    nbsp十国时期的户籍政策差异与人口流动引发的冲突，不仅局限于经济与社会层面，更深刻影响了政权间的地缘政治关系，形成了复杂的政治博弈与军事互动格局。这些冲突既体现了分裂时期的固有矛盾，也为后来的统一进程埋下了伏笔。

    nbsp（一）户籍纠纷与政权间的外交博弈

    nbsp户籍问题成为十国政权外交博弈的重要筹码，各政权通过户籍政策的调整来实现政治目的。南唐为争取中原士大夫支持，实行34;优遇北士34;政策，34;凡北人入籍者，免十年赋役34;（《江南野史》），这种政策既增强了自身实力，又削弱了中原政权的统治基础。后周世宗则通过34;禁民南渡34;政策，34;立栅于淮，犯者死34;（《旧五代史·周世宗纪》），试图阻止人口流失，同时为南下伐唐制造借口。

    nbsp吴越与南唐的户籍外交尤为典型。吴越为牵制南唐，主动吸纳南唐逃户，34;给以田宅，使为吴越民34;（《吴越备史》），南唐则针锋相对，34;招纳吴越流民，许以复唐籍34;（《资治通鉴·后周纪二》）。双方这种34;争民34;的外交策略，实际上是在争夺经济资源与人口红利，最终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，直至北宋统一后才得以缓解。

    nbsp南平政权则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在户籍问题上实行34;中立34;政策。南平处于南唐、后蜀、马楚等政权之间，大量流动人口经此中转，南平王高从诲34;不问来者何许，皆给以路引，使往他境34;（《十国春秋·南平世家》），这种34;过境留客34;的政策，既避免了与周边政权的直接冲突，又通过收取34;过境税34;增加了财政收入，形成了独特的34;缓冲国34;生存策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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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（二）人口争夺与军事冲突的联动

    nbsp户籍冲突与军事冲突往往相互激化，形成联动效应。后梁与吴的34;清口之战34;（905年），表面上是军事对抗，实则与人口争夺密切相关。战前，吴政权34;招纳梁之逃户，得十余万34;（《资治通鉴·后梁纪一》），后梁太祖朱温以34;吴盗我民34;为由，发兵二十万攻吴，最终惨败于清口。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南北军事格局，也使后梁丧失了大量人口，加速了其灭亡进程。

    nbsp南唐灭闽（945年）的战争同样与户籍问题有关。闽国后期，大量百姓逃亡南唐，闽主王延政指责南唐34;招我逋逃，谋我疆土34;（《十国春秋·闽世家》），南唐则以34;吊民伐罪34;为名出兵，最终灭闽。但南唐在战后处理闽地户籍时采取高压政策，34;括闽之户口，增其赋税34;（《资治通鉴·后晋纪六》），导致闽地百姓34;群起反抗，数年乃定34;（《南唐书·元宗本纪》）。

    nbsp后周世宗伐南唐（955958年）的战争更是户籍冲突激化的结果。后周以34;南唐招纳后周逃户34;为由起兵，战争中双方都采取了34;迁民34;策略：后周攻占淮南后，34;迁其民于淮北34;（《旧五代史·周世宗纪》）；南唐则在败退后，34;徙淮南之民于江南34;（《新五代史·南唐世家》）。这种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，使户籍制度遭到严重破坏，也为北宋统一后的户籍整合带来了巨大困难。

    nbsp（三）户籍整合与统一趋势的孕育

    nbsp尽管户籍冲突加剧了十国的分裂局面，但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，也孕育了户籍整合的趋势，为后来的统一创造了条件。南唐在灭闽、楚后，尝试在新占领区推行统一的户籍政策，34;罢闽、楚旧籍，一依唐制34;（《江南野史》），这种制度整合虽因政局动荡而未能完全成功，但为区域性的户籍统一提供了经验。

    nbsp吴越的户籍管理则体现了向统一制度过渡的特征。吴越在境内实行34;版籍整齐34;政策，34;令州县造鱼鳞图册，定户籍，一准唐法34;（《吴越备史》），这种对唐代户籍制度的继承与发展，使吴越的户籍体系相对规范，为后来纳入北宋统一户籍体系奠定了基础。

    nbsp后周世宗的户籍改革更具有划时代意义。显德五年（958年），世宗34;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，又诏诸州度民田，定租赋，无得欺隐34;（《旧五代史·周世宗纪》）。这场改革虽主要针对中原地区，但确立了34;以田定籍，按籍征税34;的原则，为北宋统一后的户籍制度提供了范本。北宋建立后，宋太祖34;诏诸州籍逃户田，募人耕佃，三年附籍34;（《宋史·食货志》），这种政策明显继承了十国时期的户籍管理经验，实现了分裂时期户籍制度的历史性整合。

    nbsp六、余论：十国户籍冲突的历史启示

    nbsp十国时期的人口流动与户籍政策冲突，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，其经验教训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。从制度层面看，户籍政策的统一性与灵活性始终是一对矛盾，十国政权的实践表明，过度僵化的户籍制度难以应对大规模人口流动，而过于灵活的政策又会导致赋役失控，如何在稳定与流动之间寻求平衡，成为历代政权面临的难题。

    nbsp从社会层面看，人口流动带来的身份重构与权益调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。十国时期的34;土客之争34;本质上是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冲突，这种冲突虽引发了诸多矛盾，但也推动了文化融合与社会进步，为宋代社会的开放性奠定了基础。

    nbsp从政治层面看，户籍问题始终与国家统一紧密相连。十国时期的户籍冲突之所以尖锐，根本原因在于政权分裂导致的制度碎片化，而北宋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户籍制度的统一。这一历史进程表明，户籍整合是政治统一的重要基础，而政治统一又是户籍制度完善的必要条件。

    nbsp站在当代视角回望，十国时期的户籍冲突仍能给我们以启示：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，如何构建既有利于人口合理流动，又能保障社会公平的户籍制度，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户籍制度的改革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，既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，又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，这或许是十国时期户籍冲突留给我们的最宝贵历史遗产。

    喜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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